一、引言
西方女性主义也称女权主义，是西方妇女解放运动的产物，于20世纪60年代首先在欧美大陆产生并迅速发展起来。随着女权主义的不断发展，其理论思想对西方文坛影响很大，大量适应时代要求的新女性形象涌现出来并反过来影响和促进了西方文学的发展。女性文学是指女性作者以呈现女性意识和性别特征为内容的文学。虽然中国自古就涌现了很多有才华的女作家，如蔡文姬、卓文君、李清照等，但因其作品没有表现出女性的主体意识，实际上仍然附属于以男性为中心的主体文学，所以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女性文学。中国真正的女性文学始于20 世纪初，以秋瑾为先行者，这也是西方思想传入中国之时。
“阿三”是中国著名女作家王安忆的中篇小说《我爱比尔》（I Love Bill）中的主要人物。小说讲述了有关阿三的浪漫但悲惨的情感故事。她是一名美术系大学生，一位画家。她先后与Bill（比尔）和Martin（马丁）陷入爱河。之后，Bill和Martin都因为一些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而离开了她，阿三开始在寻找其他的伙伴中迷失自己。后来，她因为做妓女而被逮捕并被送进劳教所。在那里，她开始有意识地反思自己，反省了她自己和她的行为。最后，她从劳教所逃脱，开始了自我发现的旅程。
《黄色墙纸》（The Yellow Wallpaper）于1892年首次发表在《新英格兰杂志》上，被认为是美国著名女权运动先驱及作家夏洛特·帕吉尔曼（Charlotte Perkins Gilman）最杰出的短篇小说。故事以第一人称的角度讲述了一位年轻的母亲的心理恶化过程，作品是以自己亲身经历的产后抑郁症为基础的。像Gilman一样，基于当时的医学理论，故事中的无名主角也被建议放弃任何的体力活动和大脑刺激。不允许她看书、写字，甚至不让她看到自己的新生婴儿。为实施这项治疗，女子的丈夫把她带到一个乡村住宅，她被关在一家原来被用作幼儿园的房子里，那里是用黄色壁纸装饰的。在那里，她开始与她丈夫所代表的男权主义作斗争，并最终冲破精神上的牢笼，重新找回了自我。二、《我爱比尔》中的“阿三”与
《黄色墙纸》的女主角的比较很明显，从表面看这两部小说之间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它们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编写和出版，（《我爱比尔》发表于2000年1月，而《黄色墙纸》发表于1892年）两者相隔一个世纪还要多。此外，它们的主题不同。《我爱比尔》是关于爱和性的，而《黄色墙纸》是关于妇女生活状态的。然而，如果我们从女性主义的角度考虑，就可以看到，它们在很多地方有异曲同工之妙，并且我们还可以看到西方女性主义思想对中国女性文学的深刻影响。
两部小说之间的内在关联和相似之处体现在如下几方面：
（一）两部小说的主人公都是知识女性
《我爱比尔》中的阿三是名大学生，主修绘画。她非常喜欢绘画，以绘画为生。然而，阿三不可以再画了，是因为马丁。“马丁（Martin）就是她不可以再画的原因”，换句话说，马丁从法国带来的艺术鉴赏的方法，使她意识到她的画一文不值。马丁放火烧了她的工作室并离开了她，让她孤独、绝望。
《黄色墙纸》是以第一人称描述的，因此我们简称这个女人为W。W是一个作家，她喜欢写作，她离不开写作，视写作如生命。然而，W不可以再写作了，是因为她的病情。她的丈夫不希望她再写作了，因而强迫她休息，认为这样可以使她从抑郁症中走出来。
两部小说中的两个知性的女主人公都因故不得不放弃自己所钟爱的事业和爱好。她们的创作权利都被剥夺了，这是一种巧合吗？
（二）两位主人公都是受压迫者
阿三先后爱上两个男子，Bill（比尔）和Martin（马丁），他们都是外国人。阿三很爱他们，她为了爱完全牺牲了自己，她甚至因此而被大学开除了。但阿三没有得到比尔和马丁任何一个人的爱的回报。后来，当他们对阿三失去兴趣后，他们都离开了阿三，奔向另一个国家也许是为了发展。尤其是Martin，在他离开之前，阿三对他说：“我爱你，我爱你的家乡，请你带我回家。”她根本没有考虑到她自己的自尊。但即便如此，马丁仍然没有带她走。由于这些事情，她就被看做是妓女，并因此被关进了劳教所。这时，我们不禁要问：“妓院在哪里？”因此，即使从性关系方面而言，妇女也不能享有与男人平等的待遇，在使用着不同的标尺。
至于W，情况更加糟糕。追溯到20世纪之前，男人负责女性角色的分配和界定，尽管所有的女性都被确定女性行为的男性所影响，但主要还是中产阶级女性遭受压迫。男子建造了意识领域的监狱，他们压迫女性，使女性服从男性，并令女性沉默，敢怒不敢言。这一精神产物，被称为真正女性的宗教，它合法化了女性所受的迫害。家庭生活中的宗教信仰和清教徒的宗教信仰成为了真正女性宗教组织的核心原则。劳动在家庭生活、宗教信仰中近乎于仁爱，妇女被关禁在家里或私人区域，由仆人照料家庭的需求。此外，清教徒的宗教信仰要求女性保持贤良和纯洁，甚至在婚姻关系里，女性的行为也依旧要谦卑。
对宗教的虔诚与顺从这种信仰是组成这种意识形态的外在要素，并且是真正女性宗教的一部分精神产物。她们被作为男人的一种管理手段以确保妇女的被动和顺从。这层黄色的墙纸象征着真正女性宗教，它将女性软禁在家庭或家族中。对于像Charlotte Perkins Gilman这样的情况下，妇女被禁锢在由男人来圈定的环境之中。妇女习惯于接受这些界限，习惯于留在一个个人的小圈子里。“如果任何人，男或女，敢于篡改组成真正女性宗教的复杂的美德，他将立即被作为上帝的敌人，文明的敌人，共和国的敌人而被管制。”（Welter，372）
显然，两位女主人公都是受压迫者，处于男女不平等的地位，这种压迫不单是来自某个男人的，深刻的根源是来自社会的。也许正是这种压抑的人性是女性主义的原动力。
（三）两位主人公都不可避免地迷失了自己
在《我爱比尔》中，当比尔和阿三表面上和好了，但两人的心却已经分开时，阿三开始迷失自己。马丁的到来看似给了她生活的希望，但实际上却带来了更具毁灭性的结局。马丁毁掉了她的绘画热情，使她对生活完全绝望。之后，她活在对比尔和马丁的回忆中，但他们在她的记忆里却日渐模糊。后来，她开始徘徊在酒店大堂，等待着她的生活好转。但令她失望的是，她被带到了劳教所。在那里，她开始重新思考她自己和她的生活，这是她自我回归的过程。在小说的结尾，她无法承受劳教所的生活，成功从那里逃脱，表明了她的自我意识的觉醒。阿三相信一定存在“可以被找回的失去的世界”。
在《黄色墙纸》中，W挣扎在男人对她的控制之中。她所遭受的抑郁症的痛苦，也象征着她对自己的混乱和迷失。她被软禁到一个殖民地豪宅里，远离她的孩子和家庭，过着寂寞的生活。这也使她开始恢复她的自我意识。渐渐地，她可以看到一个女人，在用来装饰她房间的黄色壁纸上爬行。渐渐地，她和这个爬行的女人成为一体并且最终这个女人冲破了墙纸。最后，她告诉我们：“我终于出来了。”W说：“尽管没有你和Jane。我已经把墙纸都撕掉了，所以你再也不能把我带回去了！”
“现在，那个男人为什么要晕倒？但他确实晕倒了，就倒在我爬行在墙上的要经过的路上，所以我每次只好在他身上爬过去！”我们也可以认为那是她在父系社会的胜利。
两位主人公在她们的世界中都不可避免地迷失了自己，但是，她们努力重新找回自己，并在最终将失去的世界找了回来，实现了自我的觉醒与救赎。这也是女性主义的主旨。
三、 结语
通过以上我们所作的比较，可以看到西方女性主义对中国女性文学的深刻影响。中国女性文学在诞生之日起就已经受到西方女性主义极大的影响。虽然中国的女性文学只有大约200年的历史，但它随着快速发展的国民经济和多元化的文化而正在快速地发展。然而，自从中国女性文学在中国诞生，就不可避免地会与西方的女性主义理论有着很多的相似之处，如《在阁楼上的疯女人》。在《我爱比尔》中，劳教所就充当了“阁楼”的作用。但是中国的女性文学不仅是继承西方的理论，它也在此基础上发扬光大。这也可以算是有中国特色的女权主义的文化特点吧。在小说中，阿三最终能够从劳教所逃脱的事实，就赋予了女性在与父系制度的社会的斗争中更多的光明和希望，这也是中国文学对世界文学这个整体作出的成就和贡献。
［参考文献］
［1］ Welter Barbara .The Cult of True Womanhood: 1820-1860［A］.The American Family in Social Historical Perspective.［C］.New York: St. Martin’s P, 1978：373-392.
［2］ Lipman-Blumen Jean.Gender Roles and Power［M］.Englewood Cliffs: Prentice Hall, 1984.
［3］ Charlotte Perkins Gilman.The Yellow Wallpaper［M］.
1872.
［4］ 王安忆.我爱比尔［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
［5］ 王敏娟. 王安忆作品性恋主题近观［EB/OL］.http://edweb.sdsu.edu/people/MWang/Anthology/critique_WangYi.HTM,2005.
［作者简介］
孙永杰（1970—），女，河北盐山人，天津理工大学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英语语言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