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运用古典经济学理论，从农业分工的视角考察了新阶段中国农业增长方式的转变，并通过一个微观案例分析，指出由专业分工带来的组织化、集中化和现代化驱动了当前中国农业的增长；而与之相对应的农业增长方式的阶段性特征宏观地外在表现为兴办专合组织、打造产业集群和发展现代农业。在发展趋势上，组织化、集中化和现代化将形成互强格局，可能会使分散农户、凋敝农村和薄弱农业得到重塑。
关键词：分工；农业增长方式；驱动力量；阶段特征；发展趋势
中图分类号：F323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８５４Ｘ（２０12）06－０036－０8
一、相关文献综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增长突飞猛进，书写了“以世界7%的耕地养活世界22%人口”的神话；与此同时，农业还有力地支撑了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农民也为国家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①。但是，中国农业在从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型增长转变的道路上，仍然任重道远。当前中国农业的增长基本还是属于“投入型增长”，高速的农业增长以更高速的资源耗费为代价而获得②。21世纪以来，我国主要农产品的消费结构、供求状况、成本价格、国际竞争力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农业的外贸贡献时代在2004年已经基本结束，农业发展环境和食品安全等问题开始凸显，转变农业增长方式已迫在眉睫。
由于农业增长方式转变的意义重大，上世纪90年代以来就不断地有学者就此问题展开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万宝瑞对我国农业增长方式转变的必要性、有利条件、思路与对策进行了宏观探讨，指出要抓住农业科技进步和结构优化这两个根本，加快农业增长方式转变③。此外，科技进步和制度因素作为促进农业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途径，也得到了许多学者的关注和研究④。孔祥智等通过对2001-2010年中国农业政策的总结，探讨了现阶段的城乡统筹与农业增长方式转变，认为农业增长方式的基本走向是依靠科技进步推动农业发展，推进农业经营体制创新，推动技术、资本要素向农业配置⑤。除了上述规范研究外，王玉梅等还利用宏观统计数据对我国农业增长方式转变进行了实证分析，尝试着进行农业增长方式转变的测定⑥。而在国际比较方面，张宇萍等介绍了国外农业经济增长的相关理论及其演进，并阐述了其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基本经验⑦。
从已有的研究成果看，虽然探讨农业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重要性、衡量指标、影响因素、对策建议是十分必要的，但容易陷入就“转变”谈“转变”的陷阱之中，而对农业增长方式转变背后的驱动力量及新阶段农业增长方式的外在特征缺乏系统、全面的分析。此外，我们常说的农民收入增加，其实很大程度上是指脱离农业但仍然保有农村户籍的人员工资收入增加，并不反映以农业为主业的农户收入的增加；或者说，我们是拿一部分非农居民收入的增长用来夸张地表述农民收入增加，而非农业增长⑧。长此以往，必然会使研究对于构建一个良好的农业增长方式转变的政策支持体系出现“失语”和“有心无力”。
*本文系2011年度农业部软科学研究项目“农业农村发展阶段性特征及发展趋势研究”（项目编号：201104）的阶段性成果。
要讨论农业增长方式的转变问题，我们必须首先关注农业增长的动力所在。过去的研究表明，许多因素共同构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增长的动力，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⑨、农业技术进步⑩、食品消费结构改变带来农业结构调整而引发的隐性农业革命{11} 等都促进了改革开放后中国农业的增长。然而，从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来说，分工是劳动效率提高和财富增长的重要源泉，农业劳动生产力增进总是跟不上制造业劳动生产力步伐的原因，也许就是农业上所使用的所有不同种类的劳动还没有达到像制造业那样的完全分工{12}；所以，想方设法提高农村、农业和农民的分工水平可能将是当前中国小农经济效率改进的基本思路之一{13}。比如，通过农业生产活动与农业经营活动的合理分工，农户可以专心于农业生产，而将其它农业经营活动，例如农业生产投入品的采购，新技术的选择，信息的获取，产品的分级、包装、加工、贮藏、运输、营销以及品牌化等分离出去，由其他专业的个人或组织来统一经营与服务，则中国也许可以走出一条生产小规模、经营规模化的现代农业发展道路{14}。
Smith Adam在《国富论》一书中开篇便以制针业的发展来阐明分工的意义，并提出了分工的三种好处：（1）劳动者的技巧因业专而日进；（2）由一种工作换到另一种工作，通常须损失不少时间，有了分工，就可以避免这种损失；（3）许多简化劳动和缩减劳动的机械的发明，使一个人能做许多人的工作{15}。杨小凯在其著作《新兴古典经济学与超边际分析》中也是开篇就着重论述分工的意义，他通过中国农民盖房与美国农民盖房的效率比较，来说明分工与专业化程度不同带来了经济效率的巨大反差{16}。回到农业领域，农业生产的自然性、周期性和空间分散性，使家庭经营成为农业生产最有效的组织形式{17}；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农户家庭生产的优越性也已经得到实践的检验与理论界的广泛认可。也就是说，理论和实践都证明了让家庭生产解体的分工方式是得不偿失的；而在农业经营方面，通过一定程度的分工则可以做很多文章，并使其成为新阶段农业增长方式转变的驱动力量。
二、新阶段农业增长方式转变的驱动力量：一个微观案例
甘东灌区是位于黄河上游的一个普通提灌区，90年代初，当地政府带领农户在灌区开始反季节蔬菜种植试验，因当地优越的自然条件和显著的经济效益，于1994年左右开始大面积种植。从此，反季节蔬菜种植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和广大农民脱贫致富的有效途径。我们以当地反季节蔬菜种植的发展过程为例，来说明农业生产与农业经营分工的意义，并以此微观案例来说明新阶段我国农业增长方式转变的驱动力量。
反季节蔬菜种植刚刚引进到灌区时，其产前、产中、产后环节都需要农户自己解决，而单单产前环节中的日光温室搭建技术和前期资金投入就难倒了大部分农户，所以一般都是当地的农村能人和相关干部在带头做。此外，当时种反季节蔬菜的种子、农药、化肥都需要农户自己到城里去购买，产出的蔬菜也需要自己联系买家或者自己雇车拉出去销售，这使得一般农户对反季节蔬菜的种植望而生畏，觉得需要投入的成本太高，风险太大；而且其中的一些环节自己也没有能力做。当地大部分农户的经济收入主要还是依靠传统农作，即“小麦—玉米”套种模式。该模式产前投入简单，中间技术环节熟悉，产后销售（或自给、交换）方便，很少需要分工。通过对当地多位农户的入户调查与田头访谈，并经当地农技人员确认修订后，我们将这种模式在2009年的亩投入产出情况编制成下表1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