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论述在中学文言文教学中教师应抓住“四条主线”开展教学，这“四条主线”包括思想的主线、历史的主线、文献的主线和文学的主線，并以《曹刿论战》为例进行介绍，提出教师可根据自己的特长和学生的知识储备、兴趣爱好而定“四条主线”的主次，不必面面俱到。
【关键词】文言文教学 思想主线 历史主线 文献主线 文学主线 《曹刿论战》
【中图分类号】G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0-9889（2019）06B-0103-03
对中学生的文言文教学不能过于专业，但相比现当代文学作品，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有自己的独特性，因此教学思路上也应有差别。首先，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尤其是魏晋以前的作品，大多是圣人与贤人的文章。既然作者是这样一群大德大智的人，那么这些文章的思想与道德养料必然丰富深厚。其次，文言文的作者都是历史人物，作品中涉及的人物与事件也大多具有历史意义。再次，文言文有其独特的文献形成、流布与整理的方式，而且每个时代又不尽相同。最后，文言文有自己的文学表现方式、文学意象和文学评价体系。针对文言文的特殊性，在中学课堂中可以循着以下四条主线开展教学，即思想的、历史的、文献的和文学的主线。至于四条主线该如何选择，教学者可根据自己的特长和学生的知识储备、兴趣爱好而定其主次。本文以《曹刿论战》为例，论述四条主线的实际运用。
一、思想的主线
《曹刿论战》一文蕴含着两方面的思想：执政思想和兵法思想。执政思想体现于鲁庄公的回答中，即“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与“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这三句话中。第一句是针对国君对“民”的态度来说的，是说国君要施惠于民，才能得民心。曹刿之所以批评其为“小惠”，是说庄公施惠于民的规模太小，程度不深。能够得到国君亲赐衣服和食物的人，不是宠幸就是近臣，所以只能是“小惠”。第二句是针对国君对鬼神的态度来说，是说祭祀时使用怎样的牲畜、多少布帛都会老老实实地按照礼仪规定，绝不瞒哄欺骗他们。曹刿之所以批评其为“小信”，是说庄公取信于神的范围太窄，诚心不深。不是所有的神都能够享用国君的献祭，而且对鬼神重在心的敬、诚，单是进奉牺牲玉帛是不够的，所以只能是“小信”。第三句表面是针对民，其实也牵涉到鬼神。民间的诉讼案件，是否能够得到公正的处理，也反映出鬼神“惩恶扬善”的道德意志。因此当庄公说到大大小小的诉讼案件，他必定会以忠诚的态度来公正处理时，曹刿以为他无论是对民还是对鬼神都算有“忠”心了。这里可以看出来，鲁庄公和曹刿的执政理想中，敬天保民的思想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后来孟子有“保民而王”的思想，再发展到荀子的“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的重民思想，可以看出“敬天保民”思想的过渡性格。
“曹刿论战”中的兵法思想，主要体现在“治气”说与“后发制人”战术的实战运用上。曹刿只说了与击鼓三次相应的“三气”，有振作、衰落、竭尽的三种表现形态。到了《孙子·军争》篇中，孙武把“三气”形象地比喻为朝气、昼气和暮气，并概括其特征为“朝气锐，昼气堕，暮气归”。两人认识的“三气”由盛而衰的特征相似，不过孙武认为“三气”是士卒临战时所普遍具有的三种士气，它不仅仅受制于击鼓的次数。而且孙武又把“三气”说与“四治”（治气、治心、治力、治变）之中的“治气”说联系起来谈，不仅使“三气”说理论得到升华而且也紧密地融入他的兵学体系中。吴起的“气机”理论，尉缭子有“气实则斗，气夺则走”，都是对曹刿、孙武“气”说的继承与发挥。
曹刿所说的“彼竭我盈”，指两国在“气”上的悬殊，这点固然可看作孙武“治气”的萌芽。曹刿所说的“夫大国，难测也，惧有伏焉。吾视其辙乱，望其旗靡，故逐之”，却也和《孙子·军争》篇的“无邀正正之旗，勿击堂堂之阵，此治变者”的思想相符。而曹刿在长勺之战中的兵法思想也启发了荀子的“后之发，先之至，此用兵之要术也”（《荀子·议兵》），后人总结为“后发制人”的兵法思想。这些都可说明，《曹刿论战》中的兵法思想对后世兵家影响深远。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对齐、鲁长勺之战的战法给予过很高的评价，说战争中鲁国“采取了‘敌疲我打’的方针，打败了齐军，造成中国战争史中弱军战胜强军的有名战例”。
二、历史的主线
以历史的眼光读《曹刿论战》，自然会联想到两方面的问题：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曹刿所论之“战”是哪一场战争？战争的起因与结果怎样？曹刿和鲁庄公是谁？他们有何功绩与故事？
曹刿所论之“战”，是鲁庄公十年（公元前 684 年）发生在鲁国长勺的齐、鲁两国的战争。据《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的记载，长勺之战的起因是“为纠故”。公子纠是齐桓公（“公子小白”）的哥哥，他和公子小白在齐国内乱（鲁庄公八年）后逃亡，纠投奔鲁国，小白投奔莒国。鲁庄公九年夏天，小白先回到齐国，做了国君。但鲁庄公执意要送公子纠回国即位，在齐国的乾时吃了一次败仗。然后齐桓公又发兵攻鲁，鲁庄公不得已杀了公子纠。鲁庄公十年，为报复鲁庄公当年帮助公子纠之事，齐桓公又对鲁国发动战争。
长勺之战是齐桓公争霸史上一次少有的挫折，也是鲁、齐长期斗争中鲁国的一次罕见胜利，它对齐桓公调整完善自己的争霸战略方针具有重要的影响。鲁国在此次战役中取得胜利，间接促成了数年后齐、鲁两国的息兵言和。
曹刿与曹沫究竟是同一人还是两个人？这既是个历史问题，也是个学术公案。曹刿事迹主要见于《左传》与《国语》等书，两部书都记载了曹刿论战与谏阻观社这两件事，而以“论战”故事最为著名。
曹沫事迹主要见于《史记·刺客列传》，司马迁详细讲述了他在“柯之盟”中“执匕首劫齐桓公”的英勇事迹，把他打造成一个光辉的刺客形象。但《榖梁传·庄公十三年》也记载柯之盟一事，却称刺客名为“曹刿”。近年来影响比较大的上博楚竹书中有一篇约 2000 字的《曹沫之阵》，被学界视为目前所见的中国最早兵书，那么曹沫也当是最早的知名兵法家了。
从唐代的赵匡、宋代苏辙、叶适、王应麟，到明代王樵、清代的何焯等人都怀疑曹沫的刺客身份不可信。宋人叶梦得与清人梁玉绳从细节考辨入手，也质疑曹沫的刺客身份。日本学者泷川资言与中国当代学者杨伯峻也同意上述观点。但谢祥皓与李零先生都认为曹刿、曹沫为同一人。王青《从口述史到文本传记—— 以“曹刿—曹沫”为考察对象》一文详细地梳理了曹刿、曹沫两人事迹在不同时期文献中的演化过程，揭示出曹刿之名及其军事家的形象是在文本传记这一系统传播的，而曹沫及其刺客形象是在口述史这一系统中传播的。上述三位学者的考证相当详尽，结论可信。目前学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曹刿与曹沫为同一人，他的主要事迹有三个：参与指挥长勺之战、在柯之盟上劫持齐桓公、谏止鲁庄公去齐国观社。他在后世的主要形象，也经历了由军事家到刺客的变化与叠加。
鲁庄公的历史形象争议不大，《左传》与《国语》中记载他的史事比较丰富。他姓姬，名同，是鲁桓公的儿子，继承鲁桓公之位，为鲁国第十六任国君，在位长达 32 年，颇有些政绩。司马迁对鲁庄公的印象不佳，在《刺客列传》中给他的评语是：“庄公好力”。而《史记·鲁周公世家》中仅记载了他的三件事，最为详尽的是他娶孟女以及后来的立嗣致乱之事。他的主要事迹有收留与齐桓公争位的公子纠与管仲、杀死公子纠，但放回管仲;打胜了长勺之战、与齐国一同围郕国、晚年遭遇庆父之乱，等等。其他的事迹则都与曹刿、臧文仲等贤人相关，比如论战、柯之盟与臧文仲勇赴齐国告籴事等，此类故事中他是个很称职的配角。
三、文献的主线
“传”的目的在于解释“经”文。《春秋》“三传”中，《左传》偏重记事，而《公羊传》与《榖梁传》偏重揭示经文的大义。所以只有《左传》详细记载了曹刿论战的故事，但它与《国语·鲁语》记载的文本有些异。因此，从文献的角度看曹刿论战，也有两个视角：一个是文本的内外联系与比较阅读，二是文本的注释与翻译问题。文本的外联，可以从《国语·鲁语上》记载的文本入手。《国语》记载的故事文本是：
长勺之役，曹刿问所以战于庄公。公曰：“余不爱衣食于民，不爱牲玉于神。”对曰：“夫惠大而后民归之志，民和而后神降之福。若布德于民而均平其政事，君子务治而小人务力，动不违时，器不过用，财用不匮，莫不共祀。是以用民无不听，求福无不丰。今将惠以小赐，祀以独恭。小赐不咸，独恭不优。不咸，民不归也，不优，神弗福也，将何以战？夫民求不匮于财，而神求优裕于享者也，故不可以不大。”公曰：“余听狱，虽不能察，必以情断之。”对曰：“是则可矣。夫苟中心图民，智虽弗及，必将至焉。”
这段文字可以看作同一故事的不同版本，因为《国语》一书重视记“言”，所以这里省略了曲折的情节，尤其是开篇曹刿与乡人的问答。为了突出曹刿论战的言语，索性连战争的过程和结局也不屑交待，把鲁庄公的话也浓缩成两句。在《左传》里简捷明快地对话，到了《国语》中变成了曹刿一气呵成的训教。
文本的内联，可从《左传·僖公二十二年》记载的另一个“论战”故事——“子鱼论战”展开。这个故事文本是：
宋公及楚人战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济。司马曰：“彼众我寡，及其未既济也，请击之。”公曰：“不可。”既济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陈而后击之，宋师败绩。……公曰：“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子鱼曰：“君未知战。勍敌之人，隘而不列，天赞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犹有惧焉。且今之勍者，皆我敌也。虽及胡耇，获则取之，何有于二毛？明耻、教战，求杀敌也。伤未及死，如何勿重？若爱重伤，则如勿伤;爱其二毛，则如服焉。三军以利用也，金鼓以声气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声盛致志，鼓儳可也。”
这个故事记载的是鲁僖公二十二年（公元前 638 年），宋、楚两国之间发生的泓之战。在曹刿论战故事中，主角只有一个，即曹刿，鲁庄公和乡人都是陪衬。但子鱼论战的故事主角有两个，宋襄公和子鱼。宋襄公的迂腐和愚蠢就是借助于这个故事而广为人知的。《左传》通过记述战后曹刿论战和子鱼论战，对长勺之战大胜和泓之战大败做出了自己的解答。曹刿论战，是总结胜利的原因;子鱼论战，是总结失败的教训。前一个故事从战略角度說明执政与用兵的密切关联，后一个故事从战术角度说明执政与用兵的区别，执政用“德”，而“三军以利用”也。
曹刿论战所涉及的文本的注释与翻译问题，主要集中于“弗敢加”“必以情”之“情”与“必以”三句的准确解释上。“弗敢加”原有三家权威解释，朱东润解释为“不敢自行增加”，杨伯峻释义为“不使超过规定”，沈玉成先生释义为“不敢擅自增加”，“加”皆有“增加”之义。侯慧章在其《〈曹刿论战〉几条注释商榷》中，认为前人释义不准，进而论证“加”当为“变”，引发了学术争鸣。先后有戴建华与王长汉两位学者与他商榷，两人都认为文中用的是“加”的本义，即《说文解字》中的“语相增也”和段玉裁《注》的“诬妄、夸大”这一义项。“弗敢加”一句指的是，在祝词中不仅不敢虚夸祭品的数量而且也绝不敢“以小为大，以恶为美”。这样的解释是比较通顺合理的。
“必以情”之“情”的释文，杨先生解释为“实际情况”，沈先生释为“情理”。因为鲁庄公前面说了“不能察”，就是不一定能了解到实际情况，如果“情”也释作“实际情况”的话就说不通了。因此沈先生释为“情理”，应该是考虑到文意情理上的不通了。只是不如侯慧章先生的释义更为精准：此处的“情”有“实”义，而“实”有真义、诚义，所以“情”当释为“忠诚”。那么“不能察”是指客观上对大大小小的案件不能遍加调查明晓，而“必以情”是指主观上一定要以真诚之心来对待。这样一来，“忠之属也，可以一战”一句自然可以解释为“这是忠的表现，凭此忠诚可以和齐国交战了。”
三个“必以”句，旧注以之作为鲁庄公平日执政“取信于民”的证据，并认为正因如此他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黄金贵在《〈曹刿论战〉辨析—— 兼评长勺之战》中详细剖析这条思路的不能成立，而且“必”字释义为“一定要”，明白表示出这些都是未然之事，并不是既行之事。而曹刿连用的两个“弗”字，也当释义为“不会”，也表示未然，与“必”相呼应。更为关键的证据是，《国语》文本中曹刿用了三“将”字，都是充满假设的语气，证明其为未然之事，只表示出庄公对未来的一个努力方向罢了。
四、文学的主线
《左传》记载的“曹刿论战”与“子鱼论战”都被吴楚材、吴调侯叔侄二人收入了《古文观止》，可见在传统的文言文评价系统中，这两则叙事的文学价值有多高。《古文观止》评论“曹刿论战”说：“‘远谋’二字是一篇关眼。”“未战考君德，方战养士气，既战察敌情，步步精详，着着奇妙，此乃所谓‘远谋’也。”二吴最为欣赏的是文章以“远谋”为关眼，精心网织着未战、方战和既战的三段主结构。“远谋”的人是曹刿，既然作者强调“远谋”，那么被曹刿判定为“鄙”的“肉食者”鲁庄公自然是作为陪衬，放在曹刿的对立面。全文以曹刿为主线展开情节，第一段的“远谋”统摄全文，二、三段分别以“何以战”与“问其故”发其端。主要人物形象在这样的文章主旨与段落结构中，也得到了完整而鲜明的展示。
《左传》成功刻画的各类代表人物，比如国君、卿相、行人、将帅等，都是活生生的人物形象，这个故事中的曹刿与庄公也不例外，两人都应该是有着统一思想性格的完整的人物形象。“问战”之前，通过曹刿与乡人的对话，摆出了“远谋”与“鄙”的对立冲突，也是曹刿与庄公的冲突;“问战”一段，庄公以衣食分人、以牺牲玉帛奉神被曹刿评为“小惠”和“小信”，也是对比曹刿与庄公的不同思想境界;在“实战”过程中，作者更是采用烘云托月的手法，把曹刿“胜利的思想”与庄公“失败的思想”反复而鲜明地表现了出来。刚一交战，庄公就要贸然出击，曹刿则建议等齐国“三鼓而竭”时反击。齐国败逃时，庄公欲轻率追击，曹刿经过“下视”“登轼”等调查，断明其“辙乱”“旗靡”等真正败亡之象后才下令追击;“论战”一段，以“问其故”表现愚钝的庄公依然不能悟出取胜之道，仍需曹刿一一点破。庄公与曹刿的对比，贯穿了全文始终。曹刿的人物形象是思维缜密而境界高远的智者，表现为有自识与识人之明，军事上有高深造诣和卓越的指挥才能;庄公的形象则愚陋无知，表现为无自识与识人之明，作战中的莽撞与被动。长勺之战，名义上是庄公在指挥，其实完全是曹刿在发挥作用，两人的形象与作用完全相反，作者的褒贬态度也就不言而喻了。
《左传》中有很多的战争描写，但作者对于战争一向不重视渲染战争的场面，他的兴趣聚焦于战前的铺垫，尤其重视描写左右战争胜负的人—— 主、客双方的态度、思想及其冲突。“曹刿论战”却很少直面齐君将士，完全从鲁国甚至曹刿的个人视角来叙述战况、总结战术。这样的文章视角，其目的也在于突出刻画曹刿这样一位智慧的军事家形象。
文章还善于借助“问答”这一传统模式，发挥它对推动情节发展和塑造人物形象的作用。曹刿与乡人的问答，既有助于实现情节的曲折化，也从侧面突出曹刿对执政者作战能力的清醒认识，以及他对国事的热忱担当。曹刿与庄公的战前问答，使其真知灼见在气势上压倒了庄公，也促成了他本人对战争的指挥地位。曹刿与庄公的战后问答，不只证明自己的兵法思想为平素所积，而且进一步夯實了他与庄公的合作关系。
上述四条主线上的问题梳理，立体地呈现了《曹刿论战》一文所蕴含的知识系统。教师可根据自己的专长和学生能力与兴趣，撷取合适的线索展开教学。如果中学文言文教学能弱化一点篇目数量上的追求，在数条主线上对一些经典文言文篇目进行精读的话，那么久而久之，中学生的文言文赏析水平一定会有大幅度提升。这对培养我国古代文学文献的专业人才无疑是有利的，对国民汲取传统思想文化的营养也同样具有积极和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9
[2]徐元诰.国语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2002
[3]司马迁.史记[M].赵生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4
[4]吴楚材.古文观止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5]温儒敏.语文：9年级下册[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7
[6]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7]王 青.从口述史到文本传记——以“曹刿—曹沫”为考察对象[J].史学史研究，2007（3）
[8]黄金贵.《曹刿论战》辨析——兼评长勺之战[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84（3）
（责编 江月阳）